主持人：乡村振兴，法治同行，以案释法，服务“三农”，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《法治三农》，《法治三农》我们邀请到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，欢迎张主任。

张文俊：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坐到这里与大家聊一聊，《民法典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。

主持人：2020年5月28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《民法典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被誉为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“市场经济的基本法”，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都具有重大意义。相信张主任之前就《民法典》的相关细节，已经为大家讲解过多次，通过多年的从业经验，能不能从你理解的角度，为大家介绍了《民法典》的主要变化及亮点？特别是结合我们广大农村地区的百姓，比较关注的问题，给大家普及一下民法典的法律知识呢。

张文俊：好的主持人，《民法典》的颁布实施，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。对于广大农村群众而言，这部被誉为“社会生活百科全书”的法典，蕴含着诸多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法律规范。?

从整体层面来看，《民法典的显著变化在于将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民事关系，通过系统化的法律条文进行了统一规范。以往农村地区频发的土地纠纷、邻里权益争议等问题，如今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且统一的解决依据。其中，财产权保护作为《民法典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尤其受到农村群众的关注。

在过去，部分农民可能对“地里的农作物、家中的牲畜” 等财产的物权属性认知不足。而《民法典》明确规定，公民合法拥有的财产，无论其价值大小——小至一粒粮食、一头牲畜，大到承包地、宅基地及其附着物，均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，法典不仅明确了其可依法流转的属性，还对流转期限、收益归属等关键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，这为农民通过土地获得稳定收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，让农民在土地经营中既安心又放心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针对农村地区在农忙时节常见的捡拾、哄抢农作物等现象，《民法典》也有清晰的法律界定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相关条款，拾得他人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，若故意损坏或非法占为己有，拾得人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总而言之，《民法典》的这些规定，旨在明确农村群众合法财产的法律边界，让大家知晓辛勤劳作所获的成果受法律保护，在权益受损时能够依法维权。

主持人：张律师提到了《民法典》对于大家财产权的保护有诸多规定，那么像之前网上有传的好多人去地里捡拾玉米、土豆、水果等农作物，种植大户即便在边上眼看着也没办法去阻止，因为人太多，无奈只能报警。这种行为的话从法律层面来讲，是否属于违法行为？可能很多村民会认为“大家都在拿，我拿一点不算什么”，这种想法正确吗？

张文俊：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，这类行为不仅违法，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。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：“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，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、哄抢、破坏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私人合法财产”，就包含了农民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。无论是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，还是收割后遗漏在地里的，其所有权都归承包经营的农户或农业企业所有。

举个具体的例子，假设某农户承包了 100 亩果园，在采摘期结束后，有些果子因为生长位置隐蔽而未被摘完。此时，如果村民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果园进行采摘，即便只摘了几斤，也属于侵犯财产权的行为。要是多人一起，携带工具进行大规模哄抢，那性质就更为严重了。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八条专门规定了“聚众哄抢罪”，只要哄抢的财物价值达到 “数额较大”——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一般为4000元以上，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就可能面临刑事处罚，包括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刑等，同时还可能被并处罚金。

主持人：您提到了 “遗漏的农作物”，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农户已经收割完毕，并且明确表示“剩下的不要了”，这时村民去捡拾，是否属于合法行为呢？

张文俊：这需要分情况来判断，核心在于“农户是否作出明确的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”。如果农户通过村委会广播、在现场告知等方式，清晰地说明“地里剩下的作物我不要了，大家可以捡”，那么村民的捡拾行为就是合法的，这在民法上属于“先占”，即取得无主物的所有权。

但如果农户没有明确表示放弃，即便作物看起来“不值钱”，也不能擅自去捡拾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，某农户收完红薯后，由于天气突变，没来得及清理地里残留的红薯。结果，村民们趁夜色进入地里挖掘，农户报警后，警方认定村民的行为构成侵权。原因就是农户从未说过“放弃红薯”，这些残留的作物依然属于农户的合法财产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农户只允许“捡拾”，但村民却使用工具挖掘未收割的完整植株，这就超出了“捡拾”的范围，变成了对他人生产经营的破坏，同样是违法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农户不仅可以要求村民返还财物，还可以要求赔偿因生产经营被破坏而造成的损失。

主持人：在实际情况中，很多哄抢事件都是“群体性” 的，参与人数少则几十人，多则上百人。有人说“法不责众”，这种说法正确吗？

张文俊：“法不责众”是一种错误的民间观念，在法律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不会因为参与人数众多就减轻或免除责任。不过，在具体追责时，会区分不同参与者的角色和情节：

首先是“首要分子”，也就是组织、策划、指挥哄抢的人，这类人是重点打击对象，无论涉案金额多少，只要其行为构成犯罪，都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其次是“积极参与者”，比如带头冲闯现场、使用工具破坏围栏、搬运大量财物的人，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。对于那些被裹挟参与、情节轻微的一般群众，更多的是进行批评教育、责令退还财物，必要时会给予治安处罚，如警告、罚款、行政拘留等。

如果在哄抢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，还可能涉及民事、行政甚至刑事责任。如果有未成年人参与哄抢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法典〉侵权责任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相关规定。其监护人也得承担赔偿责任，不能因为是未成年人就免责。

主持人：如果农户遭遇了这样的哄抢事件，应该第一时间做些什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？有哪些法律途径可以选择呢？

张文俊：农户在遭遇哄抢时，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，避免与哄抢者发生直接冲突，防止自身受到伤害。然后，应立即拨打 110报警，清晰、准确地说明事发地点、参与人数、是否有暴力行为等关键信息，以便警方能够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置。同时，要尽可能留存相关证据，比如用手机拍摄现场的视频、照片，记录参与人员的体貌特征、所乘坐车辆的信息（如车牌号、车型等），保存好作物的购买凭证（如种子、化肥的购买发票）、种植记录（如种植面积、投入的人工成本等）等。这些证据都能帮助警方固定事实、认定损失，为后续的维权提供有力支持。

从法律途径来看，主要有三个方向：一是刑事报案，如果损失较大，警方会以“聚众哄抢罪”立案侦查，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。在此过程中，农户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。二是民事索赔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“侵害他人财产的，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”的规定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侵权人返还财物或赔偿经济损失。三是行政投诉，如果相关部门在处置哄抢事件时存在不及时、不作为等情况，农户可以向上级机关投诉，要求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主持人：在农村土地流转日益普遍的背景下，外来的承包户和本地村民之间，很容易因为“土地上的产出”产生纠纷。从法律角度看，如何明确承包户和村民在财产权上的界限呢？

张文俊：土地流转过程中确实容易出现这类问题，其核心在于要明确“土地承包经营权”和“地上附着物所有权”的归属。根据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的规定，土地流转后，承包方（即外来的种植户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对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收益权；村民作为原土地承包权人，只享有流转合同约定的租金收益，无权干涉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，更不能擅自处置地上的作物。

为了有效避免纠纷，建议在土地流转时，通过合同明确以下几点内容：一是在流转期限内，地上作物的所有权归属承包方，未经承包方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。二是收割后残留作物的处理方式，比如可以约定“承包方收割后3日内未清理的，视为放弃所有权，村民可在不破坏土地的前提下进行捡拾”。三是违约责任，明确村民擅自进入承包地、损坏作物等行为的赔偿标准，如按照作物的市场价值的一定倍数进行赔偿，同时约定因村民的侵权行为给承包方造成其他损失的赔偿方式。

主持人：有些村民可能会说“这片地以前是我们村的，现在他们来种，我们拿点东西怎么了”，这种将“土地归属”和“作物归属”混为一谈的想法，从法律上该如何纠正呢？

张文俊：这是一种典型的“产权混淆”误区，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区分“土地所有权”和“作物所有权”。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，这是明确的。但当村民个人或集体将土地流转给他人后，并不影响承包方对种植在土地上的作物的所有权。打个比方，就像你把房子租给别人，房子的所有权属于你，但房子里的家具是租客购买的，其所有权归租客所有，你不能因为房子是你的，就去拿租客的家具。同样的道理，承包户在流转来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，其所有权归承包户，村民不能因为土地以前是村里的，就随意去拿承包户的作物。

要纠正这种误区，需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，用村民能够听懂的语言和方式解释相关的法律条文。比如可以通过案例对比的方式进行讲解：“如果你的鸡跑到邻居家，邻居不能随便把鸡杀了吃，因为鸡是你的财产；同样，承包户种的农作物，哪怕长在‘以前是你家的地’上，也是人家的财产，不能随便拿。”同时，村委会可以在土地流转前召开村民大会，向村民详细说明土地流转后的权利边界，让村民清楚地明白“土地是集体的，但地里的农作物是承包户的合法财产，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侵犯”。

主持人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投入规模、经营链条上都比普通农户更复杂，《民法典》在保护他们的权益时，是否有更贴合其特性的特殊规定？

张文俊：是的，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其经营形态与传统农户存在显著差异。他们的投入不仅限于土地上的农作物，更涵盖支撑规模化、集约化生产的全链条资产——比如为保障灌溉效率修建的智能滴灌系统、为实现精准种植搭建的物联网智能温室，以及配套的大型农机具、果蔬保鲜冷库、产地分拣车间等，这些都是维系其持续经营的核心生产要素。针对这一特点，《民法典》的保护呈现出“系统性覆盖”与“前瞻性保障”的鲜明特征。

从权益边界来看，《民法典》明确这类主体对其投入形成的生产设施享有完整物权。无论是长期固定的灌溉工程、智能温室，还是临时搭建的田间管理用房，只要属于合法生产所需，均受法律严格保护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损毁、占用。例如，某草莓种植合作社为延长产业链投入建设的恒温冷库，若因他人哄抢行为遭到破坏，侵权者不仅要赔偿冷库设备本身的损失，还需承担因冷链中断导致的库存草莓腐烂变质所产生的经营损失——这正是《民法典》将“资产损失”与“经营损失 统一纳入保护范畴的体现，既保障了有形资产安全，也维护了正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。

在风险预防层面，法律特别强调通过合同约定明晰权利义务，为新型经营主体构建稳定的预期。在土地流转环节，除了明确流转期间农作物的所有权归属，双方还可在合同中细化生产设施的权利约定：比如合作社自建的光伏灌溉系统，可约定“流转期满后归经营主体所有，或由原土地权利人按评估价受让”；针对租赁的农机具，可明确“租赁期间的维修责任与期满返还标准”。这种提前约定能从源头避免后续因设施归属、维护责任产生的纠纷。正如实践中，不少地区农业部门推动的标准化流转合同，正是将这些条款纳入其中，由村委会见证备案，有效降低了相关纠纷发生率，这也印证了清晰的法律约定对稳定经营预期的重要性。

此外，针对新型主体常涉及的合作经营模式，《民法典》对合同履行中的权利义务作出细化规范。例如，在与代销商合作时，若代销商擅自以低于约定价格销售农产品，经营主体可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赔偿预期收益损失；在委托代耕服务中，若代耕方因操作不当导致农机损坏或作物减产，经营主体有权要求其承担维修费用及减产损失。这些规定为新型主体的多元经营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。

这种针对性保护的核心意义，在于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 “投入有保障、权益可主张、风险能防控”的法治环境。当法律能清晰界定其全链条资产的权利边界，并支持通过事前约定规避风险时，他们才更有信心加大投入、拓展经营规模，这正是法治为农村营商环境注入的稳定预期，也是《民法典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体现。

主持人：通过张律师的细致讲解，我们清楚了《民法典》如何为农村财产权“保驾护航”，从田间捡拾、哄抢农作物的法律是非，再到遇到纠纷该怎么依法维权以及《民法典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权益的保护，张律师用具体的案例和明白的道理，让咱们老百姓对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心里更亮堂了。乡村振兴，法治是重要保障。希望大家都能多懂点法、会用法，既保护好自己的权益，也尊重别人的劳动。